究的背景：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原则及“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生产力布局上实施了向东部倾斜的政策，形成东一中—西梯度发展的模式，东部地区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高效增长的重要基地。不过，与此同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急剧拉大。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长9．42％和9．26％，尤其是在92—95年间，增长速度的差异更加明显。在这四年中，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6．93％，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09％和11．40％。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1978年到1994年，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呈明显差异，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状况使三大地带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迅速扩大。以87年到95年为例，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1％上升到45．5％。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则由45．9％增加到56.5％，二者分别扩大12．4和10．6个百分点，尤其在91年以后，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就分别扩大了9．9和11．4个百分点。这种加速扩大的趋势形成三大地带经济总量的巨大差距，东部地区40％的人口却拥有全国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中西部近60％的人口只拥有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拥有量更少，只占33％，连农林牧渔产值中，中西部也只占51．4％。[参考文献：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0～1999][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特别是头2 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其中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提出：“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统筹区域发展明确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由此可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口支援政策就是其中之一。1990年2月，邓小平同志曾谈到“沿海地区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些技术转让。”这一思想直接促成了我国实施对口支援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对口支援制度始于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政府在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指导下，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调配，在各级国家机关的协调下，而采取的帮扶措施。国家开始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组织过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但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供求平衡。1979年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大力地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西藏、新疆和三峡移民地区，而对口帮扶对象的范围则更为广泛，涉及内蒙古、甘肃、云南、广西、陕西、四川、新疆、青海、宁夏、贵州等10个中西部省区。自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省市就开始在中央的部署下支援西藏建设。．1994年7月，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 新的援藏工作方法。1997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等省市在中央的部署下开始支援新疆建设。1992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对口支援的通知》，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天津、山东、辽宁、吉林等16个省市对三峡移民工作进行对口支援。1994年国务院以国办发1994158号文确定了国家50多个部委、21个省市自治区、10个计划单列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 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市，都要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中正式部署了关于东部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安排，具体为北京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浙江帮四川，山东帮新疆，辽宁帮青海，福建帮宁夏，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 2008年汶川地震后，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面对十分艰巨的灾后重建任务，国务院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提出举全国之力加快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由一省帮四川省一重灾县，较好地解决了灾区重建的各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初步恢复了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全国其他省、市地方政府援助四川的重建资金达400亿元。 研究的意义： 实践意义： 当前，国家正倾力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我们面临的是：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之后与民族分裂势力交织形成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经济发展压力与环境容量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自然灾害多发于应对灾害能力之间的发差仍然较大。因而，总结对口支援实施的经验，探索对口支援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构建对口支援的机制和制度，对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推动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合作、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合作、发达地区扶持欠发达地区、实施生态补偿合作等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 对口支援的实施，从实施主体上讲，即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又涉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运行机制上讲，既和我国传统的运行机制架构相关联，又与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相关联；从行为保障上讲，既要从现行行政法律制度中寻找行为准则，又要着眼于其行为实施的现实要求探索新的制度因素。这本身是复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阐释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的深层次要求。揭示对口支援运行的内在机理以及由此发生的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相互之间行为关系的演变，进而探索推动政府间合作的机制和制度构建，对于完善我国政府治理理论、推动政府法律关系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意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对口支援理论和现实背景的分析，以及其本身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该政策的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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