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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新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开题报告

    发布时间:2020-09-01 来源:https://www.boshuolunwen123.com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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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开题报告

    申请学位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研究现状、问题和意义

        纵观新诗研究成果,博士论文的研究屈指可数。独立成篇发表的文章,按先后时间顺序,依次为许志英《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赵献涛《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秦弓《1984一一2007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和王国平《论文题目呈现文学研究短板》。这五篇文章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新诗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被涵盖其中。五篇文章短小精悍,对本学科博士论文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许志英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从宏观上总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归纳出“四世同堂”的研究队伍,结合自己带博士的真实经历谈论了论文在选题、写作方面的经验。谈及选题策略,他注重选题的可做性、原创性、开拓性和系统性,关注选题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创作方法上,提倡大题大做和小题大做。前者的关键在于立论上要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见解。后者的优势在于从小处着笔,旁征博引,方能在大处给人启发。研究队伍上,首倡“四世同堂”的提法,在王瑶、刘缓松、唐强等先生的开天辟地下,第二代学者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他自己则是属于第二代学者的阵容。此篇文章重在阐释博士论文应该怎样选题,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面貌特征、原因依据并没有较深入的论述,但前辈在博士论文写作方面的经验之谈的确使后辈们受益匪浅。

        秦弓的《1984一一2007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选取1984年到2007年间的811篇博士论文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学传统对“现当代”的划分依据,剔除中国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收纳与现代文学相关的论文。全文概括为八个方面,依次为作家研究、思潮研究、社团流派研究、报刊出版研究、文化研究、时空研究、主题与题材研究、文体研究。在归类基础上,对每一类型博士论文的整体面貌特征进行概括,并分析原因。比如,对报刊出版研究活跃的原因,他列举了三点:其一,作品最初发表多在报刊;其二,许多作家自身参与报刊编辑工作或者就是编辑出身;其三,社团多有自己刊物。这种追本溯源的方法,遵循了从作品到作家再到社会背景的思路,有据有理。除却对现象背后的原因有所探讨外,秦弓还就博士论文选题所存在的问题加以简单概括,主要从文类、时段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加以陈述,没有展开,稍显遗憾。

        洪亮的两篇文章《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和《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更加详尽,一篇重在数据统计,将1984年到2012年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目、作者、年份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另一篇则在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秦弓的论析文章相比,此文贡献有以下四点:一、在2007年赵献涛统计的基础上删除重复篇目,增添了2008到2012年的论文,使近五年的博士论文“有目可循”。二、按照历史脉络、选题热点、存在问题三个层次对1984年到2012年的博士论文进行分析,思路清晰,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在梳理选题的历史脉络时,又纵向划分出1984-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2年三个时段,分别罗列出每个时期突出的研究成果。比如,1984-1990年的研究特点是:论文数量少但初步展现了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1991-2000年的研究特点为论文研究进入黄金阶段,量大质优。作家作品研究依旧独领风骚。2001-2012年的研究特点是选题视域更加宽广,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三、选题热点方面,作者归纳出,鲁迅是作家研究中毫无疑问的热点。除却较早的作品、思想比较、翻译以及儿童教育研究外,鲁迅的影响研究和研究之研究是具有创意的两个方向。从时间段的角度看,“五四”时期是选题的另一个热点,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所受到的关注较少,而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转折时期”的论文则更少,除了“抗战”时期,该时段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而受到关注,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地域的角度看,上海、台港澳和东北是博士论文偏好的选题。四、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作者也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创新性不足,问题意识不明确,选题意义有限,盲目套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等。总而言之,在三十年中有关中国新诗的博士论文研究,洪亮的两篇文章算得上最为详尽的研究资料了,既有具体可循的统计数据,又有条理清晰的分析文章,有理有据,说服力强。

        王国平作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其文章《论文题目呈现文学研究短板》是在洪亮统计的1763篇博士论文基础上,分别采访学术领域的教授或者专家而成文的。就洪亮在文章中所谈到的代表性问题,如鲁迅研究热,选题重复,文学研究思路等向吴义勤、刘力{鄂、孟繁华等几位专业人士进行访问,集“众家之所长”。

        在新诗博士论文研究上,除却个人力量,中国的新诗研究机构也体现了应有的自觉。其中,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刊物《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第一,刊物从2007年开始到2014年为止,分别刊登了2006-2011年这五年的中国新诗研究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摘要、索引以及新诗期刊研究的论文索引。第二,该刊以年为单位总结上一年内关于诗歌研究方面的著述及在诗歌界影响较大的事件。如2008-2011年的《新诗著作叙录》、《新诗纪事》及2006年的诗学论著和诗集。第三,该刊将诗歌年会、博士论坛、诗歌研究会议的发言收集归纳,整理成文字发表。这些会议发言往往是对诗歌研究的问题、观点、方法的创新或总结,具有启发性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新诗博士论文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学者、刊物二分天下的局面,然而,同新诗的传统研究、社团流派研究、“合法性”研究、新诗史研究、语言形式研究等方面相比,博士论文研究根本就是微乎其微,九牛一毛。刨除以上所统计的数据外,几乎别无他物,这实在是令学术界感到遗憾的一件事。自从1984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莫砺锋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王富仁分别以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仿徨>综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以来,博士学位论文就几乎成为学术身份与学术水平的标志。它们是青年学者学术素养的集中体现,是本专业具有前沿性和典型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因其独创性的洞见和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因此,本文便立足于1984年到2014年这30年中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由于论文数量上的卷峡浩繁,以及笔者自身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的欠缺,从而更令这项工程在实践中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本文只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以博士论文的选题为视角,对中国新诗的研究状态进行归纳总结。时间范围是1984年到2014年,始于1984年是因为这一年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首批文学博士,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以博士学位论文所代表的高水平、严肃性、前瞻性的研究正从这一年开枝散叶。终于2014年是因为新诗研究中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高质量学术研究己经走过三十年了,俗话说“三十而立”,这三十年见证了新诗博士论文的诞生、成长、成人,虽然没有取得同古典诗歌相比肩的成就,但也是“妮紫嫣红开遍”,适时的总结对那些笔耕不辍、深具学术信仰的前辈而言是一种敬意,对本学科学术发展而言,是一种帮助。笔者希望通过反观整个30年中国新诗研究的学术史,能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微末的启发。

    二、研究内容界定

        这三十年中关于新诗研究的博士论文,本文所涉及到的有253篇。论文篇目在统计时参考了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运用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检索系统、中国知网、读秀学术等检索系统进行增删。就论文的年份而言,是以该论文答辩的年份为统计依据;就作者的专业而言,除了收录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论文外,也将内容上与新诗研究有关的外专业,如文艺学、比较文学、英语语言文学、民间文学等囊括在内。由于研究资料之多,内容之广,对象关系之错综复杂,所以仍可能存在一些遗漏,尤其是有些博士论文并没有发表在以上这些学术检索系统上,难免会造成误差。比如,1989年王希苏的论文《个性主义与浪漫主义:英、美、中浪漫主义诗歌比较》因年代久远,而且论文是纯英文写作,故只“有目无文”。所以,论文在篇目总数上为不完全统计的结果,仅供参考。

        除了在论文数量统计上的说明外,本论文所谈到的选题,会因时代变换、学术观念的变更而造成一些概念上的混淆,为了更加清晰的将问题阐释明白,分析到位,笔者认为厘清研究对象是本文的首要之举。

    (一)几个概念辨析

        新诗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时时面临着名称“合法性”的危机。尽管距离它最初被命名己经过了近百年,尽管中国文学史早已迈进了当代的范畴,“新诗”的称呼也越过了“白话诗、新体诗、新派诗、语体诗、徘句”等众多替代者,和“现代汉诗、中国现代诗”一起并列在诗坛中,但是今天依旧有学者觉得“新诗”的概念应该休止了,“正如一个家庭不能一辈子总是称为‘新婚’,一个国家不能总是称为‘新中国’。”①新诗也不能在现代文明推演中,在汉语与诗歌的复杂融合中依旧以“新”字领潮。所以,越来越多的诗坛前辈建议从更科学严谨、符合学科规律的角度入手,将“新诗”易名,然而这也只是诗坛前辈们本着一颗对诗歌的挚爱之心,希冀中国现代诗以完美的姿态屹立世界文坛。至于究竟该如何称呼,笔者尚无力去做过多讨论,只将和本文有关的几个概念稍作解释,以期能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

        第一,“白话诗”。在所列出的三十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选题,它们以“近代”“晚清”“五四前期”"20世纪前期”为关键字,以中国诗歌为线索展开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名词,即“白话诗”。从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看,胡适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1918年1月又和刘半农、沈尹默二人在《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白话诗九首。早期“五四”同人以期用语言上的“白话”打破传统古文,正如胡适所讲的那样,死文字是决不能产生活的文学的,非得活的工具方能造活文学。这活的工具就是“白话”。所以,早期的白话诗更多的是充当了文学革命的得力助手。到了1919年10月,胡适才在第一篇新诗理论文章《谈新诗一一八年来一件大事》中正式提出了“新诗”的概念,并要求“新诗”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白话”,更是诗体和思想上的大解放。因此,二者在语言维度上虽有交叉,但是却对应着不同的文学史阶段:白话诗更多的是一种过渡性、权宜性的类型,新诗则属于全新的类型,白话入诗构成了新诗的语言特征,但新诗的内涵却不仅仅是白话诗所能涵盖的。因此,出于对二者之间前后承继的联系来看,这一批“新诗”的先锋部队“白话诗”,当属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第二,“现代诗”。有人称中国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具备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为现代诗,有人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用白话创作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诗为现代诗,有人将台湾“现代诗社”在“新诗的再革命”主张下创作的诗称为现代诗。如此说来,现代诗和现代派诗歌、新诗、台湾现代诗都有逻辑交叉点,直到现在这几股绳子似乎还胶着一起。本文不欲将其划分得径渭分明,而选择统而论之,只是就具体对象而言,还是采用新诗、现代派诗歌、台湾现代诗这样一目了然的称谓。况且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们“面对长期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中国古典诗歌,只能让诗和古典决裂,不破不立,否则不足以创立现代诗的身份”①。因此,就这一时期的出新而言,现代诗可谓“新诗”,然而从现代文学的历史来看,现代诗或许只是当时运动中的“权宜之计”。所以,本文将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诗”统统收拢到新诗研究中去,具体到每一类再依据情况因地制宜。

        第三,“现代汉诗”。1998年王光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概念,认为“新诗”的概念含混且有偏颇,其诞生的逻辑是语言变革和时代精神的合力所为,从而使“新诗的探寻往往游离经验与语言的真质而陷于二元对抗的恶性循环中”②。因此,以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这三者的良性互动创造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体现对中国伟大诗歌传统的伸延和拓展,这才是中国现代诗歌真正该用力去捕捉的,也是更为合理的选择。此语一出,千浪竞涌,诗坛马上就分出了“蓝营绿营”。随后,王光明先生出版《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佐证这一观点,其学生伍明春更是在博士论文《现代汉诗的合法性研究》中沿用此概念,并进一步论述了此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从博士论文的选题中不难看出支持者的身影:《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等。虽然名字变了,但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还是“新诗”的内容,还是“新诗”的范围,只是随着对中国诗歌研究的深入,诸位学者想用更准确的概念来定义中国新诗歌。毋庸置疑,这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至于研究“药”的人,是可以忽略这汤底的变化的。

        综上所述,凡是和“白话诗”“现代诗”“现代汉诗”相关的博士论文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而本文按照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依旧称其为“新诗”。在笔者看来,“新诗”的称呼不但是习惯使然,而且更具有历史意义:当我们称“五四”后诞生的面目迥异的诗歌为新诗时,不仅仅是它内质的“新”与古典的“旧”已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含有对那个时代那群锐意革新者的敬意,他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愿为激流的决心像一把斧头,哗啦一声,划开了中国诗歌的新视野,历史给予新诗的分量足以让我们牢记。

    (二)几个问题辨析

        新诗的争议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混淆,有些学界争论已久却依旧没有确切结论的议题,恰巧碰到有学者进行撰文研究,笔者就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处境。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只有对每一篇论文的选题意图、研究对象、时间范围等都清清楚楚,力争做到有理有据,那么得出的结论才更有说服力,因此,对于那些模棱两可在边缘徘徊的论题,笔者要提前将研究的立场言明。

        第一,中国近现代旧体诗词。中国近现代旧体诗词在学界引起的争论一如当年对通俗文学要不要入史的讨论一样,规模宏大、势均力敌,其结果也不是令人满意,因此,本文只打算“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众所周知,中国新诗自开天辟地始便是为了给传统的古典旧诗一沉重打击,胡适说“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①。这就规定了新诗的体制和旧体诗是截然不同的,纵然是诗人拥有着近现代的身份,如陈三立、梁启超、赵朴初、程千帆这些“守护的旧体诗人”,又如,闻一多、林庚、周作人这些“怀乡的旧体诗人”②,可究其作的旧体诗,其格律、音韵、遣词造句都是严格按照古典诗歌的体制来作的,仅这一点就和新诗针锋相对,倘若把旧体诗词的研究再囊括进对新诗的研究之中,这无疑是将刚刚分好的红豆绿豆又一并混在一起了。那“五四”的力岂不白费?基于此,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不打算将中国现代旧体诗列入其中。

        第二,歌谣和民歌。这是一对要分别对待的论题。新诗在诞生初期,一些白话诗人为了创作新诗,从本国文化里寻找传统,于是开始尝试用民间歌谣的体式作诗,并于1918年2月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向全国征集歌瑶。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及当时的新诗首倡者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开展民间歌谣的收集、研究、传唱等文化活动。这一运动断断续续进行了二十余年,被认为是“开始了现代新诗‘歌谣化’的努力”③。有学者认为当年的歌谣运动是新诗的“另一种开端”①。然而,歌谣对新诗而言终究是“昙花一现即销声匿迹”了,不期而然中为中国的民俗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代表着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发端”②。所以,歌谣与民俗学的关系相比较新诗似乎更加紧密,影响也更为深远。介于此,歌谣研究的论文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内。至于民歌则另当别论了。如果将民歌等同于歌谣,那就意味着“民间、地域、集体、即兴、口传等特点成为界定歌谣的基本要素”③,这是二者称呼逐渐混同的主要原因。但是民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即特指新民歌运动或大跃进民歌运动。它引起了一场关于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许多重要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政治、文学的精英份子都身处其中,在政治倡导下将新民歌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新民歌运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歌”,权力政治强行将民歌纳入诗的领地,并推出一条“两结合”的“诗歌新道路”④。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民歌运动可以视为新诗发展道路在当代的一次偏离,其后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蕴,它将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第三,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汉语诗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独特菌情在文学上必然会体现出多样性来。广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至少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凡属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不论使用的是汉语还是本民族的语言,不管在民族聚居区还是身处其他地方,都属少数民族文学;第二,表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态的文学创作,不论作家是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属少数民族文学。由于这种定义的广泛性和主观性,对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要不要划入新诗的范畴仍疑虑满满。这里仅将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情形纳入研究范围,即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汉语诗歌这一类。之所以说这种情形得到认可,是因为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藏族作家阿来,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彝族作家吉狄马加等都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他们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用汉语创作。所以,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汉语诗歌理应列入研究文本之内,从而展现出当代诗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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