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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规则存在的问题

    发布时间:2020-09-16 来源:www.boshuolunwen123.com  作者:博硕论文辅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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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规则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对各个高校校规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中,发现我国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制度中程序理念缺失,即使论文答辩制度中有程序规定,程序规定也是一种“微量元素”和“贵金属”,且这种极为有限的程序规定也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对于我国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的现状,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勇于自查的精神,积极发现其中的问题。

    一、答辩委员会组成不合理

        对于组成人数问题,目前大部分高校答辩委员会组成人数是3-5人,也就是说3人也可以,4人也可以,5人也可以,这就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有的甚至规定答辩委员会成员3人以上,没有人数上限,则更具有随机性了。若答辩委员会人数由偶数组成,在后续的表决环节很可能会出现赞成票和反对票票数相同的情况,无法形成答辩决议。所以,很多高校答辩委员会人数是4人组成,其合理性应遭受人们的质疑。若答辩委员会由奇数组成,比如目前也有不少高校答辩委员会由3人组成,则委员会成员人数过少,那么个人偏见对答辩结果的影响程度将被放大,很可能导致在民主决议的旗帜下出现个人独断的严重后果,这可能置答辩者于非常不公平的境地。所以,目前答辩委员会人数组成的不合理函需规范。

        对于组成方式问题,答辩委员会成员的遴选方式不合理,大都是导师和学位点提出的,导师一般是邀请自己熟悉的同行作为答辩委员,这其中就避免不了“人情”因素,导致答辩专家互相“照顾”各自的学生,对学生的学位论文大量“放水”,研究生的学术品质得不到保障。另外,答辩委员组成结构单一,同一个专业,每个答辩者研究的方向会不一样,有的研究内容需要跨领域,若答辩委员具有单一的专业背景,往往会与某些论文作者研究方向相差很大,答辩专家提问时因为不熟悉该研究方向,往往提不出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对论文的评判自然不能给出公正的结论。在校外专家的遴选上,一般是邀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缺乏实务专家的参与,论文答辩除了考察研究生的理论功底外,还应考察该学位论文的实践价值,实践价值也是论文的评分标准之一,这些应该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实务专家去评判。上述这些答辩委员会“人”的因素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和答辩结果的公平与公正。

    二、回避制度不完善

        答辩委员会对答辩者学位论文进行学术裁判,相当于“学术判官”,理应处于中立的地位,对学位论文进行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评判。然而,目前导师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参加自己学生答辩,违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古老法治传统。一些观点认为论文的指导教师是除了学位申请人以外的,对参与答辩的论文了解程度最高的人,而且很多答辩论文的选题方向与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一致,允许其参与答辩,是出于论文答辩环节能够最大程度上产生互动,使答辩结果更加科学。这个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认为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均应属于该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其应当具备评判硕士毕业论文水平、层次的专业水准,因此论文答辩环节不必然需要论文指导教师参与。反而指导教师与答辩人具有较为密切的师生关系,具有不利于答辩程序的公正性的可能。

        除了导师回避适用上具有瑕疵,对其他答辩委员是否可以回避也没有相关规定。当答辩学生与答辩委员会个别委员有利害关系时,比如因学生与答辩委员会个别委员平时的矛盾纠纷可能会出现答辩委员故意刁难学生,学生也认为答辩委员的参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公正待遇时,答辩者是否可以申请该委员回避?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对此没有相关规定。另外,若是答辩者与答辩委员会中个别答辩委员具有亲属关系,该答辩委员是否该自行回避?若规定回避,申请回避的种类、方式以及申请回避的受理主体和决定主体是个什么程序?以上这些都没有相关规定。以上回避程序的缺位,容易导致学位论文评议结果的偏差和不公正想象。三、答辩提问程序中有效性参与不足

        作为正当程序构成要素之“参与性要素”,主要指行政程序中各方当事人要有效地参与到程序的运行中来,从而体现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参与是行政相对人的愿望与要求,如果缺少其参与,行政程序的运行实际上只是行政主体一方的“独角戏”,有违自然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理念①。而学位论文答辩程序中的参与性理念同样对答辩者和答辩委员很重要。由于目前答辩程序中程序意识淡薄,导致答辩者和答辩委员会在答辩过程中有效参与性不够(参与的有效性即指参与的程度)。对于答辩者来说,答辩者没有充分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介绍论文时,没有突出论文的基本思路和创新,只是重复性宣读论文或论文摘要。论文答辩本应适当突出“议”与“辩”,答辩者应在答辩的各个环节与答辩委员会有必要的联系与互动,而不是只答不辨。答辩者应就论文的问题尤其是争议问题与答辩专家进行辩论,从而提升论文的深度。对于答辩委员会来说,参与的有效性也不够。答辩委员会多为专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阅读答辩者论文,有的只是答辩现场临时翻阅一下论文,导致答辩专家在参与的答辩过程中根本提不出既有针对性又有争论价值的问题。一些专家碍于情面,本着“尽量让学生通过”的原则,对论文作者提问简单,使答辩委员参与答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导致学位论文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发言权的取得与分配规则都是至关重要的程序事项。其体现的程序价值甚至要高于实体讨论的内容。由于答辩程序设计的缺陷,现实中出现答辩委员发言和提问秩序混乱。几个答辩委员同时提问,因互相谦让或者不谦让而耽误答辩过程的效率,还有每个答辩委员提问数量分配不均,有的答辩委员提了七八个问题,有的答辩委员一个问题也没提。另外,学位论文的审议环节,答辩委员裁决基准不细化,缺乏科学的评分标准。学位论文的裁量基准对答辩结果最为重要的实体性控制手段,如果裁量标准没有得到细化且评分标准不科学,其裁量结果势必会受到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在答辩的评价过程可能出现“悠意”,影响答辩程序的公正和客观,不利于答辩者权益的保护。

    四、答辩委员会评议与表决机制不科学

        学术评议相对于一般的行政裁量而言,其科学性价值要优位与其公正性价值,这是由于其程序目的而决定的。其正当性根源也在于学术评议的科学性,而不在其民主性。目前大多数高校校规中,答辩委员会对学术水平的评议标准不科学。且校规中只是要求答辩委员写出学术评语和评议结果,没有详细的评议标准作为参考,答辩专家缺乏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衡量的具体指标规定,评议就带有随意性,难以达到科学、客观的评议。

          《学位条例》规定了论文答辩委员会组织学位申请人进行论文答辩,并就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是否符合答辩要求或者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进行无记名投票,经全体委员2/3以上同意,决议才通过。是要求占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还是要求占全体答辩委员会组成人数的三分之二?通常情况下,大部分高校是按全体委员组成人数的三分之二计算的。但这种表决机制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若答辩委员因病、因公事或其他紧急情况缺席答辩现场或者中途退场,在进行表决计算时,缺席委员根本就没投票,就将缺席委员的票数计入总票数内,显然不合理,严重影响了答辩结果的客观、公正。

        答辩委员会的计票规则不科学。根据上文的现状中可以看出,目前有不少高校答辩委员会投票类型有三种: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赞成票是同意决议的内容,反对票是不同意决议的内容,弃权票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决议内容,这三种票决机制都是是独立的表决类型①。按照我国的实践中的做法,计算票数比例是按赞成票占总票数的比例来算,照这样来算,弃权票是包括在总票数中,也就是说弃权票相当于反对票,那么这种计票规则违反了弃权票的中立性。

        答辩委员会投票类型不科学。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允许弃权票的存在,认为答辩委员投弃权票与人大代表一样,是“自由权”的行使,它是基于“学术自由”产生的专家个人的内心确认权、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感情票”、“糊涂票”与“违心票”的出现。第二种观点不允许投弃权票,认为答辩委员会行使的职权是《学位条例》授予的行政职权,在形式上是一种行政性的程序,涉及到行政权的运用。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关系到答辩者的切身利益,它应该像其他公权力一样谨慎行使且不可放弃,放弃这种职权就意味着不作为,意味着失职或读职②。上述这两种观点在某些程度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值得深入斟酌。但存在弃权票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有效票数为偶数,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相同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由答辩委员会重新表决。而一方面《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没有设置在此种情况下须重新表决的程序;另一方面即使重新表决,也可能再次出现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相同的情形,如果这样,是否再次重新表决,直到出现赞成票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情形为止?这未免太超出常理而导致了不可思议的结果。

    五、案卷制度不完备

        案卷制度反映了答辩过程的真实情况,为答辩专家评判答辩者的学位论文时有参考依据,同时也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案卷制度不仅能够防止“学术判官”学术权力的悠意,而且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下面通过举一例子以示说明:某教授所教课程己结课,教授采取“口试”的方法来考察学生所学的知识,根据学生表现来打分。教授随机提问,学生当场回答。由于当时没有专人作考勤记录,也没专人记录教授所提问题和学生回答情况。事后竟有一名缺席学生谎称自己参加了考试但没有成绩。还有一名不及格学生谎称自己回答的内容丰富而正确,认为教授打出的分数不公正。这两名学生向所在院系提出异议,纠纷发生后,教授让参加考试的同学作证,出于同学义气和其他利害考量,竟没人说出事实真相。在此案例中,由于“行政案卷”的缺失使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究其原因就是涉案教师程序意识和证据观念的淡薄,从而在行政案卷与考试决定的割裂的程序背景下,将自己抛入被动之境①。这个案件对学位论文答辩程序的案卷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目前由于答辩过程中程序意识和证据观念的淡薄,答辩记录流于形式。担任答辩记录的不一定是本专业出身,缺乏本专业的学术素养,有时因不熟悉本专业的学术术语,或者因答辩者所回答问题逻辑不太清晰而不能准确提炼出答辩者的学术观点,以致于在记录的过程中干脆省略专业术语或答辩过程的主要事实。另外,对答辩委员会提出的主要问题和答辩者的关键回答情况,往往记录简单,有的字迹不清、书面不整洁,笔录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笔录中有很多涂改地方,有违规范化要求,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影响答辩笔录的效力,而且也会减损答辩结果的公信力。有的还出现漏记和记录不全的现象,严重影响答辩笔录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答辩委员会休会时,答辩委员会委员根本就看不到答辩记录,以致于答辩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没有参考依据。在答辩完后,一些答辩秘书要求答辩者根据答辩情况自己写好答辩记录,甚至有的答辩记录是在答辩前就让答辩者拟好了。答辩决议书不是答辩秘书根据答辩情况拟定的,而是事先就拟定好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论文答辩记录的准确、全面、真实,并导致某些情况下答辩记录流于形式。答辩结束后,没有对案卷进行归档,没有专人负责案卷的保存期限和保存地点,使整个案卷制度被架空的毫无实际意义。

    六、答辩人救济程序不健全

        从上述表9中我们可以发现各高校校规中的救济程序(包括校内申诉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明显缺乏,当答辩人不服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时,试问如何进行救济?除了湘潭大学和中山大学外,其他高校没有任何一条对此作相关规定。当基础权利被不法侵害时,需要一种法律权利对被侵害的权利进行修复,这种法律权利就是救济权利。救济权不仅需要程序上的保障,也需要实体上的规定。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对学位申请人的权利救济程序有诸多缺失,没有对学位申请人规定救济途径,这是由于当时的立法技术、立法理念、传统体制影响等方面的造成的。同样,当答辩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侵害时,往往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不知道从哪条途径去申诉,既没有申诉途径,也没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途径,当发生学位争议时,学位申请者只能无奈的被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虽然规定了学生对学校的处分有不同意见时,可向有关部门申诉,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侵犯的,学生可以申诉或提起行政诉讼,但也没有对可提起申诉的具体部门作出明确规定。在“田永案”中,学位授予单位作出处分决定后,因为没有对相对人履行告知义务,最后被法院判败诉①。这也说明了救济程序的重要性,高校不履行告知义务,导致申请人不可能去寻找救济途径,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就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侵害。在“刘燕文案”中,因为北大“校规”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了救济途径,所以学位申请人不服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时,也不知道怎么去救济自己的权利,最终将母校告上法庭。所以,为今之计,应在学位论文答辩程序中建立一套可行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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