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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及借鉴

    发布时间:2020-09-01 来源:https://www.boshuolunwen123.com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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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及借鉴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建设马克思主义廉洁型执政党,是党的性质、宗旨及其承担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廉政建设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党的廉政建设基本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廉政学说基础上,汲取中国传统廉政智慧,借鉴国外廉政思想而形成的系统的、科学的廉政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旧制度、构建新制度的党的学说论述中蕴含着关于建立廉洁政权、廉洁政党和廉洁社会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从权力异化的角度剖析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对于现今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

        关于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经济和官僚政治进行了深刻批判,逐步认识到腐败现象并不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的毒瘤,而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而产生的,腐败现象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受权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原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公权力私有化,腐败问题随之产生,且腐败现象并不能从技术层面进行遏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②,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重要任务,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气廉洁政治才能够真正实现。

        关于“廉价政府”和“公仆”学说。1871年3月2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虽然它只存在了72天,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赞美它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与民众之上的统治机构,“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的观察,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防止国家权力异化和锐变进行了思考。他清晰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彻底杜绝腐败,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构来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实现人民民主和法治。政府机关要减少开支,简化机构,成为“廉价政府”,公职人员应置于公众的广泛监督之下,充当“社会的责任的公仆”,把本应属于社会的全部还给社会。“廉价政府”的目标只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

        关于反特权、反腐败的有效举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政权建设中,权力制约和法制建设十分必要。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的赞赏中能够看到他对权力制约的重视。通过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马克思认为,实行民主选举政府官员并可依法予以罢免的制度能够对领导人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他还热情赞扬了巴黎公社提倡政务公开、依靠公众对国家公务员展开监督的举措,保证了“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②。他认为巴黎公社的反对特权、取消高薪的基本举措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剥削阶级政权的显著差别。“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和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深刻批判之上的,包含了批判权力腐败和构建廉洁政治两部分。在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公仆”学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和廉政建设的思想精髓。为了防止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而采取的权力制约等重要举措,反映了“廉价政府”的本质,确保了无产阶级廉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深刻论述了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优越性,打造“廉价政府”,以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等内容,为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理论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对于当代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列宁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廉政学说基础上,列宁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基本经验,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

        腐败产生的原因。列宁在1961年他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对帝国主义的腐败问题作了深刻揭露。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清晰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任务,大批党员进入国家机关担任公职人员,党员搞特殊化、走向腐化堕落现象严重。面对当时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严峻形势,如何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廉洁的政党,是布尔什维克党要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对民主反腐思想观察与分析,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腐败产生的根源除了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人性私欲的问题,最主要的一是旧制度遗毒的影响,对此,列宁将这种旧制度比作“人的尸体”腐烂发臭毒害我们;二是文化的落后、法律意识淡漠的影响,对于苏联的法律,列宁曾提出,“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对旧的国家机关和腐朽的思想文化的改造是去除滋生腐败土壤的有效措施。

        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具体规定。在列宁的著作中,腐败现象同官僚主义几乎是同义词,他认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2;无产阶级政权国家不允许任何人将政权作为特权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防止党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推行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严格党员条件和标准,把好入口、敞开出口,纯洁党的队伍。于俄共第十、十一大两次在党内进行了大规模清党,党员人数虽减少了,但质量更高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加大对党员管理力度,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列宁最早提出“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在领导苏维埃政权过程中始终坚持“钢铁”原则,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他主张对党员违法乱纪绝不能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对共产党员应比对非党人员三倍严厉地惩办,这同样是起码的常识”③;建立党规党法,一切机关都要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其职责就是同滥用职权等不良现象作斗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列宁认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形成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建立精干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和以民主消除腐败的思想,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廉政思想。他创造性地把巴黎公社的经验运用于指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和特权是腐败的政治基础,对如何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蜕化、国家权力异化等,提出了依靠思想、制度和法律的一系列富有实践性的原则和方法。列宁的廉政思想不仅是针对执政党的腐败现象进行的有益探索,同时包含了同官僚主义作不懈斗争的宝贵经验,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方位观察、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腐败现象的思路和方法,为综合推进社会主义廉政建设,尤其是执政党的廉政建设,以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四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2.1.2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反腐败斗争和党的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抓好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为完成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使命,将廉政建设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知来指导廉政建设实践,并随着廉政建设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其主要回答了党的廉政建设三个方面,即为什么、什么是以及如何做的问题。

     (1)党的廉政建设的宗旨: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容的。凡是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背离,未按党和人民的要求行使权力,未按党章党纪党规开展活动,侵害群众利益的滥用权力和贪腐问题,都是党的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和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廉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告诫全党注意把保持廉洁、反对消极腐败现象作为治党治军和赢得威望、民心的重要措施。建国后,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公仆意识,“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J。坚持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和个人专断,坚决清除腐败。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提出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反腐败的实践取信于民、服务于民,又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反腐深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思想的本质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党的廉政建设实践的主线,是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乎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2)党的廉政建设的目的:坚守党的政治品质

        党的廉政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坚持把清正廉洁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旗帜鲜明地开展党的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开始了对廉政问题的思考,党的“一大”的第一个纲领、“二大”的第一个党章就有涉及“组织纪律”的明确规定,监督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有章可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开展整风运动惩腐肃贪,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坚决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党意识到权力和地位的变化是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提出了权力运行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革开放后,党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腐败斗争具有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十八大以来,党面对经受“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的挑战和任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伤党风,严厉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种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始终将清正廉洁作为“一以贯之”的内在信念,是对崇高理想和目标的“守其初心”的不变追求。

          (3)党的廉政建设的有效形式: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相结合

        廉政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重大创新。思想建设主要是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洁身自好,为政清廉。制度建设主要是通过依靠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使党员干部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加强廉政建设的有力武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党廉政建设取得成功的一大经验,也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大优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整风运动的方式在全党形成廉政风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毛泽东提出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法,党的八大正式确立了思想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总体思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教育和法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尤其倡导从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①制度反腐的思想基本形成。江泽民秉承这一思想,在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下,进一步明确“反腐倡廉工作要逐实现制度化、法制化’,②。党的十六大首次将制度建设纳入党的建设视野中来,提出制度建设具体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反腐败斗争从以治为主转入到防治结合,以防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⑧。

          “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清正廉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举措,关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关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1.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古往今来,腐败现象与政治权力相伴而生,存在于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兴衰更替,政治能否清明廉洁是封建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直接影响一个政权是兴旺或者衰落。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认识到廉政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重要政治因素,在几千年中国政治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以德养廉”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倡导的“德”治思想价值取向是古代廉政的核心内容。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己经出现“廉”政的萌芽,农耕自然经济条件决定了人们追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朴素思想。氏族首领舜告诫臣子要正直节俭,节俭戒奢、中正廉直是公职人员升迁的重要考核标准。进入阶级社会后,宗法血缘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道德伦理为导向,人们开始重视人伦纲常关系的和谐,追求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完善,希冀建立一个人们普遍遵守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廉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帝王治理国家的手段和方法是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对帝王和各级官员提出“廉”的道德要求作为规范和评价官员政治活动的标准。传统廉政文化主张,为政者提高个人修养,洁身自律是廉政的基础和前提。孔子提出的“修己而安百姓”①“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即强调为政者“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贤人政治”的表现。这种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在官员自省意识和廉洁行为的约束和培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政者以民为本,勤政为民是廉政的核心和关键。《尚书·夏书》中记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儒家、墨家、道家皆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如孟子“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③的主张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历代开明君主帝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妥善处理好私利与他利、公利、天下之利,‘川w大利而不易其义”,④即为廉。重民、养民、利民、惠民、教民等“民为本”的思想从本质上要求官员安民立政,慎利廉政,有利于提高从政者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确保正确行使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礼法结合”思想。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礼法结合一直是古代帝王实现廉政目的的重要推进方式。在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注重发挥制度和法制的约束作用。墨家和法家强调法治是廉政的根本途径,树立律法的权威是以法防腐、以法治腐的根本保证。正如墨子的“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态”⑥,韩非子的“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拓与曾、史俱廉”}J所表达的,法治在社会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礼与法的结合臻于成熟,官吏选任、考核、监察、惩治等方面逐渐建立起一套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下的廉政举措。官员选任机制,是古代社会吏治和反腐的重要基础,保证了官吏队伍由廉洁贤能的人组成;考核制度,能够综合评价和掌握官员的勤政勤廉情况;任职制度,要求在亲属科举考试等方面回避,减少了营私舞弊、结党营私现象的发生;体禄制度,增薪养廉有效降低了腐败发生的机会;监察制度,设立了独立于行政机构的监察机构,确保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的独立行使和相互制约,进而保证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员的有效监督。中国传统社会的廉政机制,是为了保证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运行,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是整个吏治的重要基础,确保廉政措施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对权力起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传统廉政思想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廉政体系。传统廉政思想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地位、缓解封建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思考,提出的廉政举措也没有触及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并且预防、监督、惩治的推进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和社会并没有掌握对统治阶级监督的权利,对腐败现象所起的制约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官本位”、官僚主义、人治文化等糟粕性内容进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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