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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人物之独特精神

    发布时间:2019-08-15 来源:www.boshuolunwen123.com  作者:博硕论文辅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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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人物之独特精神
    1.有情之情
    佛教将宇宙间一切有情识或有情欲的众生称为有情。《世说新语》人物口中的“有情”与之含义不同。有情,即拥有情感,是人的一种能力,当人的理性思维能够真切感知到这种能力的存在时,情感丰富的人会尤其重视这种能力,并把它演化为内在的情感,从而能够引发人物深刻的感叹和共鸣。因此,这里的“有情”又是一种特殊情感,这种“情”没有用情的具体对象,却可以触动感情,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只有深情重情之人才可能领会。关于它,在《世说新语》中有多处表现,既有知己式的赞叹肯定,也有为此痛苦纠结难以割舍的愍伤哀唳。如:《世说新语·任诞》42:“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①
    “清歌”指“无管弦伴奏的歌唱。一说,挽歌”,“晋时风俗,父母之丧,有人吊丧,孝子循例哭唤‘奈何’。”②桓伊唤“奈何”究竟是出于本能地同情孝子之哀痛,还是由于“清歌”引发对死亡的无奈叹息或其他不平的感触,都不影响谢安对他的评价——“这是个多情又深情的人啊”。《世说新语·伤逝》4:“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③山简思想上能够超越生死,却未能达到忘情,理不及情,故其恸不在于友子之丧,而在于戎语之切。同为钟情之人,何可忘情?《世说新语·言语》32:“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④渡江避难,危急关头,而置生死于不顾,临江感叹“有情”之烦恼,非魏晋深情人谁能至此?《世说新语·任诞》54:“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①王廞既未能超越生死,亦未能忘情,故哀痛甚深,不过此有情人“情深情痛”之至当无人能及。
    2.重名思想
    名者,名声也。魏晋人重视名气声望,恐怕也主要来自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重名,故有“名士”之谓;有推举;有人物排名,如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于时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之说(《世说新语·品藻》4),庾嵩妒忌哥哥庾觊名重,竟向他投掷点燃的蜡烛(《世说新语·雅量》21);有绰号、美称,如庾子躬家因其知名号曰“城西公府”(《世说新语·赏誉》30);有齐名之说,如诸葛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世说新语·品藻》4),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常有争胜之心(《世说新语·品藻》35);也有扬名之举,如桓温助下属王珣增名价(《世说新语·雅量》39),僧人法汰在王洽的提携下声名鹊起(《世说新语·赏誉》114),寒士陶侃结交名士范逵,经范逵大肆称扬后大获美誉(《世说新语·贤媛》19)。在魏晋时代,名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令名,客观的讲,是走上仕途的桥梁,也是提拔重用的凭借,更是结交名流、增加声望,甚至与门阀通婚姻之好,提升家族影响力的资本。主观上看,魏晋时的名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风神魅力、清谈之能、才识之资、德性之良。声名无闻,则代表在名士圈没有位置;声名狼藉,则意味着没有机会进入真名士之流。据《世说新语·识鉴》23记载,韩康伯说谢玄注重自己的名声,率兵北征一定能打好仗。谢玄听说非常气愤,当众声明自己出生入死为的是报效朝廷,根本不是为了一己名声。这则未必能说明谢玄不重名,而是他有自己的原则和人生追求,比起战事,名声较虚,彰显出他务实和以国家为重的良质。
    3.强烈的国家意识
    《世说新语》中大部分名士能看淡功利,超越生死,但由于他们多出身望族世家,身居要职,有庞大的家族命脉,有良好的教养与责任意识,也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使他们既有可能轻易获取优越的政治地位,施展政治才干,也不大可能置个体价值与家族名望于不顾,而轻言辞官、出世;也有些名士自身承受着儒家与玄学双重的修养熏陶,内在精神的玄虚清远并不能使他们忘却自己现实中的身份与责任,而是把国家、民族的存亡摆在重要位置。生逢乱世,个人命运早已与家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分割不断,何况东晋君臣还饱尝了强族入侵、中朝倾覆、渡江避乱的屈辱,难以真正的心安理得、偏安东南,而时刻缺乏安全感。尤其是西晋亡国的教训使皇室、士族悔恨恐惧,无以复加,清谈误国的“帽子”成为一种精神压力在某些名士的心中时隐时现。故而“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劝谢“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①;“过江”诸人叹山河之异,在新亭对泣,而丞相王导斥之“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②王羲之的清醒、王导的愤激代表了这部分名士心系国政、洞观时局、洗刷国耻的慧眼、信心与壮志,而东晋朝廷有这些人相佐方得以延续百年。对于帝王而言,朝局之稳定更是关系身家性命、王室正统的关键,有志者面对外侮、内乱、权臣、亡国之痛,难保内心凄楚,义愤填膺。故而“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东晋明帝司马绍少时有“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之慧叹③;更有桓温废帝之后,新君简文帝诵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并对桓温宠吏郗超慨然哭诉:“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④有心而无力,有臣而不忠,有境而不全,有国而不安,是东晋明主最刻骨铭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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