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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绿汀音乐社会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发布时间:2019-12-03 来源:www.boshuolunwen123.com  作者:博硕论文辅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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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绿汀音乐社会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我国音乐理论家、批评家戴鹏海曾这样说:“贺绿汀是20世纪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见证儿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fll因此,通过对贺绿汀音乐社会学思想的梳理与探究,我们发现他在音乐社会功用论、音乐社会体系论方面能够为当代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工作者、音乐接受提供指导。
    一、对音乐创作的当代启示
        贺绿汀坚持认为:音乐创作应该以社会与时代的需求作为动力源泉,这一思想构成了他音乐社会体系论的基础。可以说,音乐创作开启了音乐与社会相互联系的通道,使音乐社会活动得以正常运转。贺绿汀的音乐社会学思想对当下音乐创作脱离时代、形式单一、趋向功利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首先,当代部分音乐创作存在脱离时代的问题。以儿童歌曲创作为例,虽然儿童歌曲的数量比较多,但真正能够满足现代儿童需求并受到他们喜爱的却很少。因为,许多儿童歌曲过于幼稚,往往脱离现代儿童的生活实际,无法满足他们日益独立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贺绿汀的许多音乐作品经历了近百年的流传,至今仍被世人传唱,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音乐创作应该以社会与时代的需求为动力源泉。比如,贺绿汀在和平年代思考音乐创作的时代主题,他认为:我们没有太多必要去创作抗战杀敌之歌,当下人民群众还有更多的情感可以挖掘,像他歌颂普通战士机智除奸故事的音乐戏剧《徐海水除好》,这部作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将战士除奸作为表现的主题,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战士厮杀疆场”的固有主题,给人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为此,贺绿汀多次强调:
      “只要他(艺术家)所代表的感情是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真实,就一定可以得到普遍的同情和共鸣。”可见,只有表现社会与时代的需求,才能激发音乐创作者的真实情感,将他与社会时代之间情感与心灵的碰撞转化成音乐语言,这样的音乐作品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我们知道,音乐创作的时代性问题是各个社会历史时期所倡导的重要问题,它可以成为中国音乐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语境中,这个命题必然生发出不同的意义与价值。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川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音乐对各阶层人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音乐创作者应肩负起为人民为时代创作的重任,奏响中国的最强音。音乐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精神情感的反映,其创作不能脱离每个时期的社会主题。正如:中国音协副主席徐沛东在人民网举办的访谈中说:“一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往往能给予创作者最好养料,一个文艺家,如果离开了生活,离开了人民,将一事无成。”由此可见,贺绿汀将音乐创作与社会、时代的需求紧密结合的思想对当下音乐创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其次,当下音乐创作手法重复模仿、创新不足,音乐创作形式十分单一。例如,我国台湾歌手张韶涵演唱的歌曲《寓言》的旋律几乎与美国天使之翼合唱团演唱的圣诞颂歌“God Rest You Merry,Gentlemen"(上帝赐予你快乐,先生们)如出一辙,只不过改变了歌词。相比之下,贺绿汀认为:为了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体现时代要求,音乐创作形式可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显然,歌曲《寓言》对圣诞颂歌的模仿违背了以上创作原则,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如果将某种流行的创作手法视为“时尚”、“潮流”,让更多的作曲者进行模仿,那么这样的音乐创作也就失去了创造性。
        音乐创作形式单一的问题实质还在于我们音乐创作领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音乐创作与社会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贺绿汀曾经强调音乐创作应该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以此形成“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他坚持从音乐创作形式的角度来探究音乐创作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让我们跳出音乐本体的固有思维,不再“唯形式论”,而是以社会时代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我们创新音乐形式的动力源泉。可以说,贺绿汀是将“创新性”作为音乐创作形式的标准加以审视的,而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则是这种“创新性”的动力源泉。
        我国音乐学家曾遂今在论及音乐生产与一般的商品生产的区别时认为:“一般商品生产,是一种物质生产。”[3]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需要进行重复生产。然而“在音乐生产中,重复性与非创造性是音乐生产的‘禁区,”[1l所以他强调:“每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作曲家,他终生的追求,是不断的超越自己,而不是重复自己。古今中外优秀的作曲家们,总是紧紧的依靠着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以不同的音乐艺术手段,不同的音乐审美角度,不同的音乐内容和形式来进行音乐创作。”正因为社会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所以音乐创作者们也需要随时挖掘社会时代的新精神,创作多元化的音乐形式,从而产生更具艺术魅力的新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说:“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习主席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良好的艺术创作氛围中进行艺术创新,这也是贺绿汀音乐社会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对于音乐创作形式上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音乐创作者过多的考虑经济效益而丧失了音乐创作的本质,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不仅对人民有害,而且内容空洞、曲调乏味。相比之下,贺绿汀强调音乐创作需要把握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创作出人民满意与喜欢的作品。他有关音乐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身份意识、社会责任等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成为扭转当下功利化倾向的理论资源。在贺绿汀看来,音乐工作者的创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需要时刻警醒自己是一位“社会劳动者”,这一身份意识要求他们始终担任起“时代的先驱者”。
      “推动时代发展”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创作者追求经济利益是不符合音乐工作者的职责定位的,这势必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我国文艺批评家金兆钧先生说:“很多的专业作曲家其内在驱动力在物质生活的要挟之下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不得不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多靠外在的驱动力进行创作,这样一定程度上就扼杀了表现作曲家真实自我的音乐审美情趣。所谓内在驱动力就是自身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灵感,然而在作曲家们过分追求外在金钱驱动力后,内在的审美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书记并不否认音乐作品需要经济效益,而是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权衡,只有以保障音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为前提,才能对社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以上所述的“内在驱动力”、“当市场的奴隶”、“沾满铜臭气”,其实质还是告诉我们:音乐创作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它需要音乐工作者根据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坚守职业操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这样不仅可以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也可以实现音乐作品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双赢。因此,贺绿汀有关音乐工作者的观点与以上所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对音乐教育的当代启示
        笔者通过文献搜集和亲身经历发现:当今音乐教育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目标不明确、音乐教育的管理水平不高、音乐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全面等。我们认为:贺绿汀的音乐社会学思想对以上音乐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有关音乐社会功用论、音乐社会体系论的相关论断可以为当下的音乐教育提供启示。具体来说:
        首先,社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目标不明确,二者发展定位相互混淆或趋于相同。
        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社会音乐教育组织种类繁多,出现了“为学音乐而学音乐”的现象。[z]比如,各地的少年宫或带有社会性质的琴行等机构大多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不注重学生音乐素养、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使很多学生变成了“弹琴的机器”,他们虽然拥有较高的演奏技巧,却缺乏“乐感”[3],给今后的专业学习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相比之下,贺绿汀提出大力发展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让大众能够了解音乐的美、音乐的基本知识、懂得如何欣赏音乐,从而提高人民的审美素养。因此,社会音乐教育更侧重于从社会交流与互动的角度来进行的音乐活动,即通过音乐教育让音乐成为人们情感交流和社会交际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与贺绿汀有关音乐的社会教化论相一致,也与他的音乐社会体系观有机结合。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具有体系化、全面化的优点,己经形成了专业类、师范类、综合类专业音乐教育的基本格局,但仍旧存在特色不鲜明、重技轻道、学与用脱节等问题。相比之下,贺绿汀提出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一定要统一规划、全面布局,根据社会的客观现实情况来确定专业音乐教育的规模。这种全面、长远的整体规划不仅可以明确师资培养和使用范围,而且还有助于各音乐专业教育组织寻求特色化发展之路。比如,音乐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去中小学从事音乐工作,对于自己的定位过高,最终导致学与用相互脱节。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上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社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相互分离,即社会音乐教育不能够为专业音乐教育提供优秀的人才,而专业音乐教育又不能为社会音乐教育提供师资,此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借鉴贺绿汀提出的“一条龙”的教学体制,在社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之间形成切实可行的“承接模式”,只有在二者良性的循环中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当然,这也需要政府、高校、中小学、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和整体规划。
        其次,音乐教育的管理层水平不高,制约了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小学和师范类高校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中小学,学生文化课业压力大,学校也不重视音乐素质的培养,连必设的音乐课都可能被取消。有的中小学连一名音乐教师都没有,更不用说音乐管理活动的开展。fll而在高校,一方面,大多数人对音乐存在一定的偏见,基于“音乐无用”的观点来看待音乐教育与管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音乐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对音乐教育的统一管理往往事倍功半。再如,以上谈到社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相互脱节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从音乐教育的管理层面寻求原因。正是由于两大音乐组织的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导致音乐人才培养不到位、音乐普及工作形式主义、音乐创作倾向功利化等问题,从而使得我们对音乐的认识不够全面,对音乐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因此,提高音乐教育的管理水平,培养音乐管理人才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
        贺绿汀曾经提出建立多元化的音乐组织,无论是全国性的音乐专业机构,还是地方性的音乐专业机构,无论是专业的学术刊物,还是交响乐团、合唱团等不同类型的音乐协作组织,其目的还是为了在音乐与社会之间构建一个平等互助的平台,提高音乐教育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比如,我们可在高校、中小学音乐管理部门搭建一个和多元化音乐组织之间相互沟通的管理平台,让大家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提高管理层的水平。或者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数字化的音乐教育管理平台,使得音乐文化事业的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展开。
        最后,音乐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全面。这里的“专业素养”是指成为专业音乐教师的素养,包括个人专业(器乐或声乐)技能、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教育教学手法等。这是当下许多音乐教师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学习阶段只重视个人专业技能的提高,忽视了其他专业技能和音乐修养等方面的培养。我们知道,音乐教师在教书的同时还承担着育人的伟大使命。另外,音乐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凸显。“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缓解工作压力或妥善地应付工作中的挫折所经历的身心疲急状态”[1l主要表现为不愿上课、对于前途感到迷茫、对学生采取消极态度等,甚至有些音乐教师的角色定位模糊,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从而导致消极情绪。
        我们认为:贺绿汀对音乐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身份意识、社会责任的观点可以对以上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他曾经强调:“我们应该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事业还很落后,我们自己的修养还不足,下决心从零开始,大家团结一致去战斗。”[2]可以说,音乐教师是音乐工作者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沟通音乐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社会劳动者”身份,不论具有多么高超的音乐技能、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始终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劳动者。在这个前提下,音乐教师还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为人民大众传播音乐文化,浸染他们美好的心灵。正因为如此,音乐教师可以自觉地培养自己的职业素养,寻找身份认同,以社会责任为奋斗目标。只有这样,音乐教师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从而推动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习总书记曾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三、对音乐接受的当代启示
        当下中国的音乐接受存在听众分类缺乏、管理混乱、宣传失实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导致许多音乐活动成为“应景之作”,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音乐接受与群众评价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关系。我们认为:贺绿汀对音乐接受中听众分类的探析、群众基础的强调、群众评价的重视等观点将会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启示。具体来说:
        首先,音乐接受的群体缺乏分类指导。这类现象在当今音乐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十分普遍。比如,2011年5月14日中国著名钢琴家陈萨来南昌举办独奏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李斯特的《但丁读后感—幻想风格奏鸣曲》、贝多芬的  《“黎明”奏鸣曲》等高难度的曲目,显然,这需要音乐听众具有高级听赏水平。但是,当时来听音乐会的听众大多数是刚学琴不久的琴童和他们的家长,加上所选曲目时间比较长,小孩子又没有很好的耐性,最终导致会场秩序混乱。可见,如果音乐接受不以群众为基础,对听众不进行分类的话,既不能使音乐作品与听众产生共鸣,又不利音乐文化的传播。正如,这位钢琴家在音乐会即将结束时,很抱歉地对观众说:“如果我知道今天现场观众主要是小朋友,在选曲上就会以他们能够能懂的曲目为主。”由此可见,贺绿汀始终强调音乐接受应该以群众为基础,可以根据听众的社会阶层、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知识水准来创作并传播音乐作品,这样既可以促进音乐社会活动的顺不娇展,又可以培养听众的审美能力,从而使他们的听赏水平在普及中得到提高。
    其次,音乐接受中群众评价的声音不被重视。众所周知,中国当下有些音乐社会活动往往是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或者是“唯获奖论”,也就是说,音乐作品的好与坏取决于政府、文化部门,这势必导致音乐作品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群众的评价往往也得不到重视。针对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贺绿汀对“交响乐”的看法中获得一些启示。他曾经提出:类似交响乐这种抽象的。
    “多声部音乐”活动并不适合只有“单音音乐”听赏水平的普通观众。贺绿汀这一看法的产生源于他对群众评价的重视。虽然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来大力发展音乐文化,从而提高听众的音乐审美能力。但鉴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群众的整体水平。正是有了这种清醒的认知,我们才要在音乐接受的活动中收集群众的评价,通过对群众评价的学理分析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听众分类结构,以此来“对症下药”和“分类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播音乐文化,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近年来,中国音乐文化产业发展急剧膨胀,但对听众市场的分析与归类、群众评价的实证分析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必然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最后,音乐接受过程中往往受到不健康音乐的侵害。所谓“不健康”一方面是指不利于身心发展的黄色音乐;另一方面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音乐作品。这种现象多出现在流行音乐中,这些音乐充其量只是一剂“麻醉药”,要么就是用喧嚣的音乐刺激麻痹的神经,要么就是在墉懒的曲调中无病呻吟,使得本来就浮躁的社会大众更添倦怠。在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将音乐作品放在网上进行宣传,由于缺少了相应的审核制度导致这些歌曲质量良荞不齐,给社会音乐文化带来不良风气。我国最早研究流行音乐创作的付林先生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娱乐化流行音乐思辨”讲座上说:“传统作曲家要求既懂音乐理论,又懂和声,还得懂器乐,但在网络化的今天,有些流行音乐创作者相关功力十分欠缺,有的人基本不懂音乐,利用编曲软件也在作曲。如果你仔细听近年流行的一些网络歌曲,往往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这个原因。”
        针对流行音乐界的“复制”现象以及“不健康音乐”的传播,贺绿汀有关音乐传播中“流行性”、“商业性”的论述直接表明他对于这一现象的警醒和担忧。第一,“不健康”音乐的来源涉及到音乐创作,他认为音乐创作要符合各时代人民的要求,无论哪个时代人们都需要健康、积极向上的音乐,而不是过分露骨的黄色音乐和粗制滥造的无用音乐。第二,“不健康”音乐的传播问题。贺绿汀并不反对将音乐“商品化”,但他强烈的批评为谋经济利益,而不分优劣的音乐传播方式。他指出相关的监督机构和传播媒介都应承担社会责任,为打造优良的音乐风气做出贡献。第三,音乐听众对“不健康”音乐的态度。贺绿汀认为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评判者,我们应该引导群众团结起来抵制这种“不健康”的音乐,从而营造健康和谐的音乐氛围。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接受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贺绿汀音乐社会学思想中获得一些启迪。如果我们将他的音乐社会功能论与社会体系论结合起来,从音乐的创作、表演、音乐工作者、音乐的传播与接受这一社会活动体系来审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但也有历史根源。因为它们不仅暴露了音乐创作、表演、传播与接受等音乐社会活动中几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而且也表明了我们没有更好地认识到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所以,仅仅从创作与表演的源头、音乐创作者本身、音乐传播的过程、音乐接受的现状寻求解决的方案也许还不够,我们需要在坚信音乐社会功能论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来梳理并揭示问题的症结。

    原文地址:https://www.boshuolunwen123.com/wxys_lunwen1/yingyue_lunwen/22121.html,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您可能在寻找关于音乐论文方面的范文,您可以到文学艺术论文频道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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